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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说透视司法的阴影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
本报记者 郑键
10年前，何家弘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法国的信，信是一位名叫玛丽·克劳德的女士写来的。信中说，她对何家弘的小说很感兴趣，决定把何家弘的小说作为她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并希望到北京来与何家弘面谈和收集资料。何家弘很高兴地答应了，他觉得，一个外国人研究他的作品，也是他的荣幸。他没有想到，自此之后，他和他的作品就进入了法语世界，他成为了第一位被介绍到法语国家的当代中国侦探小说家。他的作品上了法国畅销书的排行榜，有报纸评价道:“何家弘像一个国际象棋的棋手一样，以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推理和演绎方法安排着各种悬疑。”
12月4日，何家弘作为中国侦探小说家的代表，来到北京的法国文化中心，与来自法国的作家法兰克·西莱斯、安托万·谢纳斯进行主题为“惊险神秘小说有新动向吗”的对话交流。他的头衔是“侦探小说家”。不过，他对本报记者说，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仅仅是侦探小说，而是“犯罪小说”。
“犯罪是人生的倒影”
最近，何家弘正在对自己最喜欢的小说《血之罪》进行修订。在被称为侦探小说家15年之后，何家弘对自己的作品有了新的认识和期待。
1994年到1998年间，何家弘连续写出了5部长篇小说———其中4部都是以“洪律师”为主人公的推理(或曰“探案”)小说。这些小说在社会上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的那些法学著作(何家弘是国内优秀的证据学专家之一)。何家弘因此成了法学教授中第一位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1999年，何家弘到保加利亚参加了“国际犯罪文学作家协会”的第12届大会。“犯罪文学”这个名称引发了何家弘的思考。国内有法制文学、侦探小说、推理小说等，唯独没有“犯罪文学”。何家弘认为，犯罪是人类社会的毒瘤，与生俱来，直到永远———如果人类能够有永远的话。就像“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一样，犯罪也应当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如果说文学是人生的映像，那么以犯罪为主题的小说所反映的就是人生的倒影———无论内容和形式有什么区别，犯罪的基本特征都是丑陋与邪恶，都是人性的背离和灵魂的扭曲。也许，通到倒影，可以更好地认识人生。
而仅仅作为侦探小说或者推理小说，对于“犯罪”这一主题的表现可能就不够深入和全面。侦探小说可以做到情节跌宕、人物鲜明、语言生动，但往往局限于表现探案故事或解谜过程本身。人们一般认为侦探小说属于比较“低层次”的通俗文学，大概也是基于这方面的印象。
侦探小说要走向“犯罪文学”，需要有更丰富的内涵，需要在文学性、思想性与社会性方面进行相应的提升。何家弘概括自己的创作:“我的创作主题来自人生感悟;我的创作灵感来自真实案例;我的创作思路来自专业知识;我的创作细节来自社会阅历。”在他的小说中，可以透过案件，看到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人生细节，看到犯罪与人生的关系，就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吴秉杰先生所说的:“历史人生、社会背景、利益关系、罪与罚、情感与欲望，有关知识分子自省与精神层面上的课题，与犯罪问题相联系的伦理问题，以及对社会历史合法性和道德合理性的深层思考，都进入了何家弘的小说视野。”
也因此，何家弘的小说具备超越一般的侦探、推理或者悬疑小说的潜质———情节引人入胜，但情节并不是其小说的一切。他的小说其实为读者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当代中国全景式图画:农民、工人、小贩、私人企业家、政府官员，等等，共同演绎着现代中国的喜怒哀乐。比如，《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画》借主人公之口并借一幅明朝古画的寓意，阐述了“腐败乃人生怪圈”的主题。有趣的是，这本出版于1998年的小说，竟然神奇地预言了十年后南方某市的官员腐败大案。虚构成为现实，纵是巧合，也说明何家弘对社会生活尤其是有关犯罪主题的思考，是一种有规律性的把握，一种有前瞻性的洞见。2008年初，何家弘一口气发出7篇谈腐败怪圈的文章，即“怪梦七夕谈·反腐败的心声”，其“大赦天下贪官”的“痴论”引起强烈反响。在文中，何家弘说到，自己对于腐败问题的思考，正是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画》创作期间。
2007年7月14日，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何家弘‘犯罪悬疑小说系列’研讨会”，数十位作家、文学评论家、法学家参加了研讨会，对何家弘作品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也正是这次研讨会中的中肯批评，促使何家弘下决心修订自己的作品。他觉得原来小说中对人物的刻画、对人性的理解都还不够到位，而且以前是写故事为主，语言上也不够讲究。“文学作品并非历史文献，无须一成不变，而是可以不断修改完善的”。他说，在不改变基本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基础上，《血之罪》将是一部再版的“新书”。
“错案是司法的阴影”
曾有香港记者写道:“何家弘的美国教育经历以及有关证据和刑事司法程序的第一手知识使他区别于许多犯罪文学作家。”确实，作为证据法学教授，何家弘小说中那些有关证据学方面的知识，完全可以当做教材来看。
不过，“区别”不仅在于此。最大的区别在于何家弘小说的独到选材，他能把错案当做创作灵感，从错案中生发思考，从错案中找寻正义的踪迹。也许，这是他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作家和一名有社会正义感的法学专家的双重身份下的必然选择。
就以他的第一部小说《血之罪》(原名《人生情渊:双血型人》)为例。这部小说是以一个真实的错案为原型的。1989年4月5日，黑龙江省伊春市友谊林场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护林防火员关传生被人连刺多刀后死亡。经过法医检验，在死者隔壁石东玉家发现的带血军衣上的血型为O型和A型，而死者关传生的血型为A型。审讯持续30多个小时后，石东玉承认杀害关传生的罪行。1991年12月2日，石东玉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2年8月31日，石东玉被送进北安监狱服刑。1994年4月，一抢劫犯在书面材料中揭发检举称杀害关传生的真凶另有其人。有关部门提取关传生的头骨和毛发等物证，到北京准备进行DNA鉴定。然而，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事鉴定部门没有使用DNA办法就解决了问题，其血型鉴定结论表明:被害人关传生的血型为AB型，石东玉衣服上根本没有被害人关传生的血!当年的法医竟然把被害人关传生的血型错误地鉴定为A型!
1995年4月22日，石东玉被无罪释放。经过协商，当地政府给予石东玉约6万元的赔偿和补助。然而，这起错案给石东玉及其家人造成的损害却是巨大的:他的未婚妻离他而去;姐姐在去看守所探望他的途中被火车撞死;妹妹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父母四处上访，颠沛流离……
听到这起错案的时候，何家弘正在构思第一部“洪律师推理小说”，该案颇为及时地为他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从而有了《血之罪》。从小说中物证上的两种血型、审讯时间完全相同的两份审讯笔录等细节，都可以看到石东玉案的痕迹。2007年，英国《卫报》推荐“亚洲十大犯罪小说”，中国作家的作品占了三席，何家弘的《血之罪》即名列其中。
完成小说后，何家弘的思考并未结束。古今中外，冤假错案总是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错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仅损害个人利益，令人横遭无妄之灾，而且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对国家政府的信念，那么，这些错案是如何形成的?中国应该如何构建错案预防体系和错案救济机制?2005年，何家弘带领一些青年学者成立了“刑事错案实证研究”课题组，发现多数刑事错案都是多种原因重合作用造成的，如社会舆论的压力、上级机关或领导的干涉、快速破案的工作压力等。不过，这些原因往往都要通过证据问题表现出来或者转化为证据问题，包括刑讯逼供、鉴定错误、伪造证据等形式。所以，为了预防错案的发生，就要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加强对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的控制和管理……
发之于小说的思考，收之于小说，何家弘把他近年来关于刑事错案的研究成果与心得也都写进了正在修订的《血之罪》。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血之罪》可以作为“刑事错案研究”的普及读本。一言以蔽之，错案是司法的阴影，而透视这些阴影正是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之一。
这次与法国作家的交流对话让他想起了在欧洲的一些见闻，他记得，在欧洲的公共场所，经常看到青年人饶有兴致地阅读着印刷精美的犯罪小说。他说，与在中国相比较而言，犯罪小说在西方更受读者欢迎。这或许有着阅读习惯与社会文化差异等原因。犯罪文学作品里，无论是探案的进行，还是谜底的推出，都是在法律框架内，由主人公(侦探或者律师)以智慧的方式推动着情节的前进;而在中国青年中大行其道的是武侠小说，其间洋溢着的对武力的崇拜，与当前中国常见的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等社会风气不无关系。何家弘说，培养合乎法治精神的行为习惯，需要环境和文化的熏陶，文化的影响潜移默化，反而比正面宣传的效果更好，希望中国的青年人也更多地看看犯罪小说，不妨将崇拜的偶像从以武力见长的侠客，转为以智慧取胜的侦探、律师。
(《检察日报》2009年12月11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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