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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中国思想(中文版序)

2012年03月07日

《人权与中国思想》作者:[美]安靖如

    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的这些年中,东西方的学者和普通公民仍在继续探讨人权的普遍性与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在经济和政治实力方面的不断崛起无疑也增加了中国人希望看到中国价值观崛起的渴望: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难道不可以给当代世界贡献良多吗?近几年来,中国在“普适价值观”的倡导者与“中国模式”的支持者之间掀起了一场广泛的争论。当然,人权并非是此场争论的唯一主题,争论也涵盖了经济和政治组织、自由和福利之类的一般价值观,以及全世界是否或应否趋向一套单一的价值观等问题。也许从此争论中可以得到的一个启示是,无论是对“普适价值观”还是对单纯“中国模式”的单一理解而言,没有一个答案会适用于所有这些不同领域。
    另一个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我们应当寻找那些可以使普遍性与地方性得以结合的方式。有三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第一,某些在一个地方性语境中以一种独特的当地词汇首先表达出来的东西,最后也许会变得具有普遍意义。可以肯定的是,科学、医学和技术上的诸多发现都是如此。例如,传统中医的很多疗法在西方国家正日益得到更多的了解,它们开始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这说明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从针灸中获益。我们也可以以这种方式理解人权:虽然这种思想最早为西方人所提出,但它最终可以使所有人都同样从中获益,而不论人们是哪里人。有意思的是,中国哲学家赵汀阳最近提出了其所谓的“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不同于源于西方的人权理论,但却同样具有普适性。
    第二种将普遍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方法是,主张一种普遍价值观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运用或实现。对这种主张的其中一种说法,我在本书中称之为“环境相对论”:由于语境存在差异,同样的一个价值观却会要求人们从事不同的行为或以不同的制度予以实施。随着地方“环境”的改变,该价值观所要求的行为的具体类型可能也会发生改变。这种将普遍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方法还有一种变体形式:主张某个普遍价值观的正当化论证必须以地方性术语进行表达。例如,雅格•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的一个著名论断认为,只要全世界的哲学家中没有人问及“为何”这些东西就是人权,那么就表明他们都认同人权。迈克•沃尔茨(Michael Walzer)对单薄价值观和厚实价值观的区分则是这种思想的另一个版本,对这个问题,本书第一章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三,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具有不同层次的不同类型价值观予以区分的方法将普遍性与地方性结合起来。即便我们认为,为了国内或国际社会的良好运转,或者为了对所有人都公平,就有必要对某些价值观达成共识,我们也仍然相信,社会亚群体也可以拥有他们自身独特的价值观。约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据此,只要不同的“完备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s]相互都支持某些基本价值观,那么它们就可以相互共存)就是以这种方法将普遍性与地方性结合起来的著名方法。牟宗三本人虽然不是一个多元论者,但他提出的有关“自我坎陷”的著名观点同样可以用来为将不同伦理观与一套普遍获得接受的政治价值观结合起来的方法进行辩护。
    我在本书中所倡导的理解人权的方法与上述三种观点都完全一致。我不为任何一种具体的人权理论辩护,因为我的论题是,看看在有关人权的问题上我们可以从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中国权利话语的演化方式中得出什么更广泛的结论。我将从两方面对此进行说明。首先,中国权利理论家们探讨权利问题是基于一些在当地语境下可以理解的原因,并且这些讨论都是用地方性词汇进行的。中国的权利话语无论在历史和概念方面都独具特色。然而,另一方面,中国权利理论家们都一致将权利视为是普遍的,他们在讨论权利时都好像认为他们已经成功地理解了那些非中国的权利话语。我提出的口号是“保持特色但仍坚持交流”,其含义就是,地方性差异并不会妨碍中国理论家们按其中一种或多种上述方法将权利理解为是具有普遍性的。
    我相信,理解中国权利话语的起源与演变对于理解应如何平衡人们对普遍性与地方性所具有的不同看法这个问题具有重大价值。将人权视为普遍的并不意味着就推定每个社会都是或应当都与18世纪的法国或21世纪的美国完全一样。这两个国家都曾面临很多质疑,很多质疑可以理解为是在指责它们对人权的关注不够充分。本书提出的其中一个结论是,纵观过去两个世纪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概念语境,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试图更好地理解从而更好地处理他们自身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些知识分子们经常利用普遍人权概念来应对这些挑战,尽管他们将人权概念化的具体方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中国当代读者明白,中国自身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可以而且也应该为我们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的对普遍人权的全球多元讨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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